毋庸讳言，就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而言，教育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超稳定领域之一。不说别的，单说文理分科，就发端于三十年前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那次分省市区的高考。没有那次文理科分开的高考，没有那以后多年对那种高考形式的沿袭，没有那种高考形式在多年沿袭中劣性的更张，就不会有高中文理分科的教学以及随之逐渐增强的对高中文理分科教学的质疑和批判，就不会有1990年代后期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倡导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想主义者对素质教育愈挫愈愤的无望期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年高考的优越性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磨损，围绕高考形成的为应试服务的自早期教育至高中教育的一条龙似的利益(含打引号的产业)链条已如铜墙铁壁般的坚实，千百万青少年一茬一茬地拥挤在应试的“奈何桥”上“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　

    教育改革的死结是应试教育而不是文理分科。现在讨论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是找错了靶子的射击，是倒因为果的避重就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以想见是不会讨论出任何像样的结果来的。　

    迄今为止，文理分科的争论无非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从理论层面上讲，文理分科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干严重背离了中学阶段“宽口径”教学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从实用层面上讲，文理分科怎么讲都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为不这样干肯定会闷死一些偏科的天才，堵塞众多不得已取长弃短的学生晋级深造的门径。而把这两个层面串起来讲，则无论讲什么都是废话一堆，圆不了场。应该怎么样是应然的价值判断，是什么样是实然的事实判断。应然与实然，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不搭界，把它们捆绑在一起争来论去，用上海话说，肯定是拎不清的。　

    应试教育不是最坏也是很坏的教育。坏就坏在它用唯一一把统一规格的尺子量裁所有进入普教系统的具有多种个性和潜质因而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中小学生，把中小学教学搞成了以高考为目标逐层递进的机械或机巧的考试游戏。考试为本，唯此为大。一个个活生生的师生无不为考试所役，一并成了僵硬的考试机器。人为物役，这叫异化。　

    问题当然不出在考试上。作为检验教学成果的一种手段，考试是必要的。考试与应试教育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文革”前也有高考，欧美也有高考，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把“文革”前和欧美的初中等教育叫做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考试这种手段当成了目的。周周考，月月考，逢期中、期末必考，一级一级，考不胜考，直至考出魔鬼赛程似的高中。考试成绩的好坏，学校等级的高低，差不多成了紧紧套在中小学师生和领导头上的魔咒。学课本，教课本，学大纲，考大纲，甚至为了所谓区分度(区分出学生的好坏)考所谓教育专家反复磨出来的精致得可怕而类似于魔术的拔高题。　

    于是就有了各种级别的明明暗暗的培训班、补习班，就有了各类奥赛以及各种名目的这赛那赛，就有了层出不穷的“曲线救国”的艺术生、特长生和少年作家。谁都知道示范学校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重点学校，谁都知道示范学校示的是优考的范，谁都知道示范学校骨干教师膨胀的腰包里揣的是什么。前不久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听到山东省教育厅明令禁止省内示范学校的老师在校外办班兼职的消息，只能暗自付之一笑。禁得明禁不了暗，法不责众，禁不住的。这事恐怕搁哪里都有。以己度人，以湖北推山东，想来山东未必能够脱俗。　

    应试教育弊大于利，弊生弊，积弊成灾，是到了彻底根除它的时候了。教育部欲兴利除弊，制订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它提出来讨论的话题却是无关要旨的是否取消文理分科，让人不免有些失望。中国人是聪明的，不少人都注意到解决文理分科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现行的高考制度。其实这里的高考制度指的是如何考的高考形式。说高考是指挥棒的无疑是智者。窃以为，在高考指挥棒指引下形成的应试教育体制应不应该、应该如何改变，才是当前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　

    从长计议，由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入手，把这个问题说深说透，完全有可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